奥斯曼帝国的衰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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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次绞刑仅仅是的开端。1915年9月,根据法国领事馆缴获的文件,杰帕夏再度下令逮捕数十名嫌疑人。他们被带往位于黎巴嫩贝鲁特至大马士革要道上的阿莱村,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开庭前,这些疑犯遭到严刑拷打,逼其供出秘密组织的其他成员以及组织目标。尚未被捕的人被迫转入地下或逃跑。起了效果。此前,这些阿拉伯主义者还信心满满地在1915年《大马士革草案》中,构想阿拉伯独立后的领土边界(谢里夫侯赛因就是以该草案为基础,于“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提出领土主张)。短短几星期内他们的活动就被瓦解,大家纷纷逃亡。

1916年1月的大马士革危机四伏。当时,谢里夫侯赛因之子费塞尔返回大马士革,希望与草案的起草者联手发动叛乱。他已做好预防措施:对多疑的奥斯曼当局,他谎称一路护送他的50个武装随从是父亲谢里夫侯赛因从汉志征来的志愿兵,将会参加奥斯曼军对苏伊士运河的第二次进攻。杰帕夏向费塞尔及其随从表示欢迎,对这些来自哈希姆家族的客人致以行省总督的热情问候。

在拜访巴克利家族(家族之子纳希布逃过了杰的天罗地网)时,费塞尔得知大马士革阿拉伯主义运动的境遇:阿拉伯兵团被派往远离阿拉伯行省的加里波利半岛及美索不达米亚,陷入苦战;阿拉伯平民被流放至安纳托利亚地区,还有数十位显赫的非军方人士被指叛国,送上阿莱村的军事法庭。由于政治局势已然改变,费塞尔遂搁置所有起义计划,着手建立与杰帕夏的信任关系,确保身陷囹圄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能平安归来。然而,他父亲对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高层日益加深的敌意,破坏了费塞尔的一切努力。

青年土耳其党人向谢里夫侯赛因施压,敦促他动员部落志愿兵投身到第二次进攻苏伊士运河的行动中来。1916年2月,恩维尔与杰乘火车前往麦地那视察哈希姆部队,并敦促谢里夫侯赛因尽快让“穆加哈丁”(Mujahidin,圣战者)启程。次月,埃米尔写信回复恩维尔帕夏,列举他支持苏丹圣战的前提条件。谢里夫侯赛因的这封信,口气更像是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非苏丹臣子的措辞。他要求特赦所有正在受审的阿拉伯政治犯,呼吁在大叙利亚地区实施权力下放的执政模式,实现政务自治。此外,他还要求他的家族享有麦加埃米尔的继承权,并恢复麦加所有的传统特权。

对此,恩维尔的回复非常犀利直接。他警告称:“这些事情不用您考虑,除了一直反复提出这些要求外,您什么也得不到。”他还提醒埃米尔,他有义务派兵为国效力,且部队应由费塞尔率领,“在战争结束前,他将一直是奥斯曼第四军团的座上宾”。虽然谢里夫并未屈服于恩维尔将费塞尔作为人质的要挟,拒不改变条件,但他还是把儿子费塞尔交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看管。殊不知,青年土耳其党人对那些他们怀疑是阿拉伯分裂主义者的人,是多么心狠手辣。

1916年4月,阿莱的军事法庭作出宣判。数十位被告均被判“参与叛国,他们试图将叙利亚、巴勒斯坦与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中分裂出去,独立建国”。尽管大家都知道叛国罪当处死,但这些被判定有罪的人中许多出身显赫,身居帝国议会议员或奥斯曼参议员等要职。很难令人相信,奥斯曼政府会像对待普通罪犯那样,将这些位高权重的非军方人士统统吊死。

哈希姆家族成员公开为阿莱的罪犯说情。谢里夫侯赛因给奥斯曼帝国苏丹、杰帕夏及塔拉特帕夏拍电,恳求对他们宽大处理,并警告称,死刑会招致“以牙还牙”。已回到大马士革的费塞尔,也在与杰的定期会面中给阿莱的罪犯求情。然而,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对他们的请求充耳不闻,决意杀鸡儆猴,一劳永逸地震慑阿拉伯分裂主义者。

1916年5月6日,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21人于破晓前被吊死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中央广场上。目睹了绞刑的土耳其记者法里赫•里弗奇也对这些人充满同情和敬意。“被绞死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的者,”他回忆道,“他们从牢里走到绳套前,一路昂首挺胸,唱着阿拉伯颂歌。”同日,大马士革有7人在日出之前被绞死。当天晚些时候,里弗奇抵达大马士革。他十分惊讶地发现,仅在阿拉伯主义者被绞死15小时后,大马士革有头有脸的人物便在杰帕夏家中举行宴会。“大马士革没人为他们哀悼,”里弗奇回忆称,“诗人、马屁精、演说家—每个人都在替国家感激眼前这位伟人,感谢他将阿拉伯半岛从它误入歧途的孩子们手中拯救回来。”

然而,对阿拉伯者来说,杰帕夏可不是什么英雄。绞刑举行后,他们把杰帕夏冠以“萨法赫”(al-Saffah)之名,即“血溅者”。在哈希姆家族成员眼里,杰就是个凶手。当时费塞尔正在巴克利家中,有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向他们报告了绞刑的消息。奥斯曼政府的官方报纸专门印发特刊,列出每个死者的名字及其被控罪名。费塞尔最先打破震惊后的沉寂。他将头饰摔在地上,狠狠地用脚踩了上去,大声发誓报仇:“兄弟们,视死如归的时候到了!”

费塞尔已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大马士革。杰如此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已彻底排除叙利亚各行省任何政治行动的可能。只有汉志还有可能发动起义,那里的部落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且奥斯曼军与外界联系不密。不过在他回汉志之前,费塞尔需要征得杰帕夏的允许才能安然离开大马士革。一旦被怀疑有半点异心,费塞尔自己及同伴恐怕都要踏上被绞死的烈士后尘。

费塞尔计诱杰帕夏批准他返回汉志。他谎称收到父亲的消息,确认汉志志愿部队已全部就位,正准备加入杰的叙利亚部队。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相信贝鲁特与大马士革的公开绞刑已经震慑了谢里夫侯赛因,使其不敢怠慢。因此,费塞尔被准许返回麦地那,亲自率领汉志的“圣战者”前来大马士革。

杰帕夏自然没有完全相信费塞尔的说辞。此前,费塞尔太热心于为被判刑的阿拉伯主义者求情;麦地那的奥斯曼驻军指挥官也曾指控,谢里夫阿里及汉志部队干涉军务;而谢里夫侯赛因写给恩维尔与杰的信被看做有叛国之嫌。尽管如此,杰还是认为,若能获得麦加谢里夫对奥斯曼帝国圣战的支持,则值得冒险让人质费塞尔回到汉志。

5月16日,谢里夫费塞尔离开大马士革。启程前,杰帕夏送了他一件礼物—一支李—恩菲尔德步枪。这把从英军手中缴获的步枪,原先是在加里波利半岛作战的第一埃塞克斯郡团的配枪,枪管上还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刻着“达达尼尔战役战利品”的金字。很显然,杰赠与费塞尔这件战利品,旨在让哈希姆家族成员相信奥斯曼帝国定能赢得胜利。然而,费塞尔很快就调转枪头,与奥斯曼帝国为敌。

为防止哈希姆家族口是心非,杰决定派遣他最信得过的将领之一—法赫里帕夏前去指挥麦地那驻军。杰声称,法赫里帕夏“以值得信赖和爱国著称”,而其他人则控诉法赫里对亚美尼亚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一旦出现异动,法赫里便负责抓捕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并将麦加的公务交由麦地那的奥斯曼总督管理。

阿拉伯起义前夕,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对两国带来的实际利益,远低于双方在谈判初期互相的承诺。英国已不再像1915年初发兵攻打君士坦丁堡时那么势不可挡。德国使英军在西线遭受重大伤亡,就连奥斯曼军也让他们蒙受战败的耻辱。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自己与英国结盟是否正确。

尽管如此,哈希姆家族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与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通信时,谢里夫侯赛因始终把自己与儿子看做泛阿拉伯运动的领导。然而到1916年5月,叙利亚与伊拉克地区显然已无法发动大型起义,谢里夫最多只能在汉志挑战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且起义成功与否,还得看他们是否有能力动员以无组织无纪律著称的贝都因人加入战斗。

尽管有种种问题,但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关系并没有因此终止。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双方在1916年夏天时亟需彼此的力量。谢里夫侯赛因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关系已紧张到极点,他知道但凡有一点机会,他们就会把他拉下台,甚至谋害他与他的儿子们。另一方面,英国在埃及与伦敦的官员都担心,最近奥斯曼军取得的胜利会增加圣战的可能,因此他们需要谢里夫的宗教权威来破坏奥斯曼帝国的圣战运动。无论哈希姆家族领导的起义最终结果如何,至少都能削弱奥斯曼军的力量,迫使土耳其人抽调部队与物资赶赴汉志及其他阿拉伯行省重整秩序。出于各自的目的,结盟双方都急于发动起义。一旦费塞尔返回汉志,他们的起义便指日可待。

6月5日,费塞尔在麦地那外围加入他哥哥阿里的队伍,开始与规模最大的奥斯曼军驻汉志部队作斗争。当时,法赫里帕夏已经接管当地约1.1万人的奥斯曼驻军,而阿里只征募到1500名部落志愿兵参加西奈战役,无法控制铁路。因此,他们将法赫里帕夏的部队牵制在麦地那,让他们的父亲和兄弟能够在以南210英里的麦加自如行动。

这场麦地那周边地区的局部冲突爆发四天后,哈希姆家族公开了他们的目的。6月9日,谢里夫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向杰帕夏发出最后通牒,列举了要想让他父亲继续对奥斯曼帝国效忠的条件。然而,他只给青年土耳其党人很短的时间回应,明显别有用心。“收到该信24小时后,”他警告称,土耳其与阿拉伯这“两个民族之间便将爆发战争”。

谢里夫侯赛因在圣城麦加的自家宅院里打响了阿拉伯起义的第一枪。1916年6月10日,麦加埃米尔举起一把步枪—很有可能就是杰送给费塞尔的那把战利品—朝奥斯曼军营开了一枪,示意起义由此开始。哈希姆家族以阿拉伯人民的名义与土耳其人开战,但阿拉伯世界是否真能积极响应,还有待观察。

三天之内,哈希姆部队就成功占领麦加绝大多数地区。麦加总督迦里布帕夏带领多数驻军,撤到自己在麦加以东60英里塔伊夫高地上的避暑山庄,只留1400名士兵守卫圣城。在一处山头的要塞上,奥斯曼军阻击埃米尔部队达四周之久。他们向麦加城内开炮,以驱散阿拉伯人。许多炮弹落在大寺上,卡巴天房—最神圣的神龛—的顶棚也着了火。另一发炮弹的碎片砸在寺的正面,毁坏了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的名字。由于奥斯曼•本•阿凡还是奥斯曼家族的创始人,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便向麦加民众宣称,这是“奥斯曼政权即将瓦解的标志”。最终,山头要塞上的奥斯曼军弹尽粮绝,7月9日被迫投降,哈希姆家族由此确立对麦加的控制权。

谢里夫侯赛因在6月10日打响第一枪后不久,4000名哈卜部落(Harb tribe)的贝都因骑手在指挥官谢里夫穆赫辛的带领下,闯入红海港市吉达。一开始,当地1500名奥斯曼士兵凭借机枪与大炮给贝都因人沉重一击。不过阿拉伯人得到两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的助攻,奥斯曼军在吉达的阵地一直遭受战舰的炮弹攻击。此外,英国飞机也在猛烈轰炸土耳其军阵地。由于遭受海陆空立体式攻击,奥斯曼守军最终于6月16日投降。

起义爆发前不久,谢里夫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便与70名骑骆驼的随从一道转移到塔伊夫的外围地区。麦加总督迦里布帕夏邀请阿卜杜拉去他的官邸,谈论最近盛传的起义一事。“你也看到,塔伊夫的人们都拖家带口地准备离开这里,他们把能带的都带上了。”总督说。他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古兰经》,敦促阿卜杜拉告诉他实情。阿卜杜拉打了个马虎眼,蒙混过关。“要么谣言不实,要么起义是针对您和谢里夫,要么是谢里夫及百姓针对您。如果后者属实的话,我还会到您这儿自投罗网吗?”

离开总督官邸后,阿卜杜拉下令切断电报线,并防止任何人从路上离开塔伊夫通风报信。6月10日午夜时分,他命令手下由周围部落招募的部队攻打奥斯曼军阵地。据他回忆称:“我们的攻击相当凶猛。”贝都因人很快便突破土耳其军前线,带回了“一些俘虏和战利品”。但当太阳升起,土耳其炮兵开始轰击阿拉伯阵地,这些贝都因人便乱了阵脚。许多部落兵“乱糟糟地逃回自己家中”。阿卜杜拉担心若继续进攻,自己的部队恐会分崩离析。因此他围困塔伊夫,重整队伍。

抄着步枪的贝都因人根本不是拥有机枪大炮的奥斯曼正规军的对手。双方就这样对峙了5周。随后,英军用船运来埃及炮兵连,以巩固阿卜杜拉在塔伊夫的阵地(此举也进一步违反1914年约翰•麦斯威尔将军避免埃及人卷入英军战事的承诺)。7月中旬,埃及炮兵展开对奥斯曼军的持续炮击,火力盖过了敌军。土耳其人坚守阵地到9月21日,迦里布帕夏被迫提出无条件投降。“第二天,要塞正式撤下奥斯曼帝国国旗,升起了阿拉伯旗帜,”阿卜杜拉记录道,“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哈希姆家族一样感到胜利的喜悦,而奥斯曼总督已被围困和失利彻底击垮。“这是场浩劫,”迦里布帕夏哀叹道,“我们本是自家兄弟,现在却反目成仇。”

到9月底,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子已经夺得了麦加与塔伊夫,还有吉达、拉比格及延布等红海港市,俘获6000余名奥斯曼士兵,双方都没有太大伤亡。第二个月,谢里夫侯赛因单方面宣布自己为“阿拉伯之王,”他的儿子们则被冠以“埃米尔”的头衔。(但英国人对谢里夫侯赛因的这则宣告感到尴尬,他们只愿意承认他为汉志国王。)

起义的消息在阿拉伯世界不胫而走,对奥斯曼军不抱有任何幻想的阿拉伯人因此倍感兴奋。在耶路撒冷,奥斯曼当局把起义的报道压了数周。伊赫桑•图尔吉曼在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好消息。“谢里夫侯赛因帕夏已宣布起义,反抗帝国,”他带着疑惑的语气写道,“这就开始了吗?”图尔吉曼难掩自己的激动。“每个阿拉伯人都应该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帝国杀了我们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我们还怎么支持它?他们就像普通罪犯和暴徒一样被吊死在广场上。愿主保佑汉志的谢里夫,保佑他的军队能够日益壮大。愿你们的战役能够扩大至阿拉伯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我们摆脱这该死的国家。”

•阿里•阿杰卢尼是一名膳宿在民家的年轻军官,隶属叙利亚兵团。根据他的经历,阿拉伯起义使奥斯曼帝国内部同室操戈。土耳其士兵拒绝与阿拉伯人共用一个寺或军官食堂,还发表针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言论,蔑称肤色较黑的阿拉伯人为“黑人”。奥斯曼政府对无辜平民的迫害让阿杰卢尼感到发指。他的驻地位于奇里乞亚沿海的塔尔苏斯,在那里他亲眼看见,火车上满载的都是惨遭杰当局流放的叙利亚人。“每个人的表情中都饱含难以言说的苦痛。”他回忆道。更糟糕的是,有一大批被流放的亚美尼亚人朝着反方向的叙利亚大沙漠行进,负责押送这些男女老少的是“从不知道同情为何物的”士兵。由于看透了奥斯曼帝国在战时的所作所为,阿杰卢尼听到谢里夫侯赛因起义的消息后喜不自禁。“它令我们动摇的信念再次坚定,重新给予我们蓬勃的希望和力量。这一天对阿拉伯人来说是崭新的一天。”他当即起誓,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他都要启程去汉志参加起义。

哈希姆家族起义的消息在奥斯曼军的阿拉伯军官中激起热烈讨论。阿杰卢尼的一位密友试图说服他不要逃离奥斯曼军。这位密友称,谢里夫的运动与英军结盟,寻求将阿拉伯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去,这样做只会让阿拉伯世界被欧洲主宰。许多怀有阿拉伯主义思想的军官宁可在奥斯曼帝国内寻求改良,让帝国给予阿拉伯行省更多的自治;他们建议参照奥匈帝国,实行土阿二元君主制。阿杰卢尼充分考虑了朋友的论点,但他仍然坚定支持谢里夫。他们之间的辩论也证明,并不是所有奥斯曼阿拉伯人都支持阿拉伯起义。

世界对哈希姆家族起义有着不同的反应。印度报纸谴责谢里夫率领阿拉伯人反抗哈里发。在印度动荡不安的西北边境省,寺里回荡着伊玛目对谢里夫侯赛因及其诸子的诅咒。6月27日,全印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言辞激烈地谴责哈希姆家族,称谢里夫侯赛因的举动给圣战制造了真正的势头。印度的英国军官一直反对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与谢里夫侯赛因谈判。如今,他们辩称起义适得其反,印度反变得更加倒向奥斯曼帝国。

哈希姆家族成员在麦加附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最初的胜利使国王侯赛因及其子占领了麦加城镇与红海沿海一带,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这些战果。贝都因志愿兵的三分钟热度很快便减退。他们参加起义,原先一方面是迫于麦加谢里夫的宗教权威,另一方面打算伺机抢夺奥斯曼政府财产,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阿拉伯独立。一旦头战胜利,顺利攻占城镇,部落兵便拿着战利品回家了。这迫使国王侯赛因的儿子们又得动用所有好友和关系去重新征集,向他们承诺发放和定期薪金,这也是英国唯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条件。

在麦地那,法赫里帕夏准备好带领奥斯曼军发动反击。他的军队兵力充足,与大马士革的通讯也畅通无阻。由于没有炸药,叛乱者没有办法将军队的补给线日,青年土耳其党人任命谢里夫阿里•海达尔(Sharif Ali Haydar)接替叛徒侯赛因成为新任麦加埃米尔。此人是哈希姆家族敌对部落的头目,法赫里帕夏希望赶在10月初汉志的朝觐季到来之前让他在麦加上任。8月1日,这位新任麦加埃米尔乘火车抵达麦地那,受到全城最高规格的礼遇。

从麦地那到麦加有两条路。内陆的这条路虽然距离较短,但中途饮水困难,地势险峻,军队无法快速通过;而沿海的这条路经过红海港市延布和拉比格,虽然距离较远,但沿途有取水点,可供军队行进时使用。因此,为保卫麦加,哈希姆家族成员必须控制延布和拉比格。8月初,随着奥斯曼军从麦地那启程,费塞尔抢占了要塞,阻断通往延布的道路,他的哥哥阿里则占领拉比格。虽然他们占据正确的位置,但他们需用部落志愿兵以外的正规军来与奥斯曼军相抗衡。除非哈希姆家族很快就有援军赶到,否则他们很快就要败下阵来—这将对阿拉伯和英国的利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身处伦敦、开罗与西姆拉(英属印度的夏季首都)等地的英国战争策划者正在权衡风险,看是否应该派遣英国部队增援哈希姆家族。印度政府认为英国部队若进入汉志,会被印度视为“异教”士兵在与哈里发的教众军团作战,“亵渎”汉志的圣土,从而导致他们的暴力反抗。而开罗的阿拉伯当局则认为,谢里夫的部队已在崩溃的边缘,让奥斯曼军在麦加取胜会严重损害英国在其殖民地的威名。无论哪种选择,英国在汉志都将面临激起圣战的危险。因此,折中的办法就是用志愿兵增援谢里夫的部队。

英国在印度与埃及的战俘营是征募士兵的自然之选。在审讯奥斯曼军的阿拉伯俘虏时,英军发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致力于阿拉伯人的事业。上文提到的•谢里夫•法鲁奇就是其中一员。其他人包括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当中被俘的伊拉克官员努里•赛义德和阿里•乔达特,还有赛努西战役中在邻近利比亚边界被俘的贾法尔•阿斯克里。谢里夫宣布阿拉伯独立,这足以使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放弃为苏丹效力,转而投身于哈希姆家族的起义。1916年8月1日,努里•赛义德率领第一支分队从埃及出发前往汉志。阿里•乔达特在巴士拉承诺不再对英作战后被释放,后被英军军官征召至印度,帮助说服其他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被俘的士兵加入谢里夫的部队。乔达特成功说服35名军官及350名士兵志愿参加阿拉伯起义。他们于9月初离开孟买,并在目的地拉比格受到努里•赛义德的欢迎。

然而,并不是每位阿拉伯战俘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第一批志愿者启程之后,英军清空了埃及和印度的战俘营,将有可能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战俘全数运往汉志,但这一做法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11月末,两艘船载着90名军官与2100名士兵从孟买出发驶往拉比格。当船到达目的地时,负责为谢里夫部队招募士兵的人员很沮丧地发现,只有6名军官和27名士兵愿意加入阿拉伯部队。其余的人不是无意与同胞为敌,就是害怕如果被奥斯曼军俘获,他们的叛国行为将遭到土耳其人的报复。已经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志愿兵做了长达10天的劝说工作,最终这些运兵船载着不愿倒戈的战俘继续往红海驶去,将他们暂时安置在埃及的战俘营中。

放弃奥斯曼军人身份、转而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军官和士兵为阿拉伯起义所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们有限的人数。他们训练有素,又精通阿拉伯语,成为操练和指挥贝都因士兵的最佳人选。但是他们人数有限,不足以遏制法赫里帕夏所带来的威胁,后者率领的军队继续朝延布和拉比格逼近。随着朝觐的时节即将来临,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派遣英军增援哈希姆部队。英军整装待发,这时法国也提出派遣部队协助在汉志发动战役。

法国利用朝觐的时机,委派一支武装护送北非朝觐者前往麦加。这支护送队很快成为协助谢里夫部队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这给英军敲响了警钟。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给伦敦拍电,“极力反对”法国派兵,称“此举会从我军手中抢走谢里夫取胜后我军将获得的重大政治优势”。但事实上,法国只是想确保谢里夫的阿拉伯起义不对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造成威胁,对在阿拉伯半岛确立优势并无多大兴趣。他们派遣军官前往阿拉伯半岛是为监视英军的一举一动,确保法国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的利益不受侵害。

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任务落在爱德华•布雷蒙上校的肩上。他会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在摩洛哥服役时功勋卓著。9月21日,布雷蒙上校率领一支兼有军事和民事官员的代表团和200名北非朝觐者抵达吉达。另一边,麦克马洪爵士派遣罗纳德•斯图尔斯护送埃及的朝觐团体前往汉志。这让斯图尔斯能有机会与布雷蒙上校和哈希姆部队的前线指挥官分别商讨军事战略。所有人都认为谢里夫部队仍旧过于弱小,无法与法赫里帕夏率领的奥斯曼正规军相抗衡。

如果无法在英军战俘营中成功召集到充足数量的阿拉伯士兵,则应退而求其次,选择调派来自殖民地的士兵前去支援阿拉伯起义。英军为汉志战役招募埃及炮兵—在总体战的压力下,他们已顾不上此前对埃及民众所做的承诺。第一批250人的分队经由苏丹国前往汉志。截至12月,埃及战斗人员共计逾960人。

虽然法军有大批北非()士兵,但派往汉志的部队从未在规模上胜过英军。英国战争办事处要求法军贡献出一支炮兵连及尽可能多的军事专家,譬如机枪手、地雷工兵、通信兵(精通阿拉伯语尤佳)及医生等,法军尴尬地承认,他们的士兵当中缺少这类技术人才。到1916年底,法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武装不超过12名军官(几乎全是法国人),不到100名步兵(几乎全是),最高时是42名军官和983名士兵,其中许多人一直留在塞得港,从未踏上阿拉伯半岛半步。

虽然这些来自殖民地的士兵为阿拉伯事业做出伟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奥斯曼军在大炮和机枪上的优势,但他们的数量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消解驻麦地那的奥斯曼士兵对麦加构成的威胁。1916年的整个秋天,奥斯曼军都在向哈希姆家族的沿海阵地步步逼近。

费塞尔及其部队原先驻扎在红海港市拉比格后方一处名为哈姆拉的山村。11月初,土耳其纵队逼迫他们撤离那里,奥斯曼军对哈希姆部队的威胁由此严峻起来。没有足够的士兵在手,开罗与伦敦的英国军官再度权衡利弊,考虑是否应改派英国正规军增援谢里夫部队。英军内部反对派遣正规军,宣称如此一来,会使他们在红海沿岸地区没有足够兵力抵御法赫里帕夏的部队。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称,仅守住红海港城拉比格就需1.5万名英军士兵。驻埃及英军指挥官阿奇博尔德•穆雷中将认为,他一旦派兵支援谢里夫部队,便没有足够兵力守卫苏伊士运河。他决定向一位英军尉官征求意见,此人与费塞尔见过面,对拉比格与延布的情形非常了解。

在协助解救被困库特的查尔斯•汤申德将军的部队未果后,T. E.劳伦斯返回开罗,并在1916年10月第一次到访汉志。作为一名阿拉伯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他毛遂自荐,成为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图尔斯派往吉达的使团成员,从而有机会从拉比格经内陆与谢里夫侯赛因之子会面,并视察他们的阵地。开始,英军指挥官们并未将劳伦斯的情报作为军事战略参考,但他们重视他对当地的了解。劳伦斯到访位于拉比格哈姆拉的费赛尔营地后,他们才相信他能提供关键情报,帮助他们做出是否派出英军前往汉志的艰难抉择。

劳伦斯与阿拉伯起义的故事堪称经典,他为哈希姆阵地在1916年秋那绝望的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了独到的见证。在拉比格,他接洽了阿里与数位曾为奥斯曼军效力的阿拉伯军官—来自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埃及的阿齐兹•阿里•马斯里,以及叙利亚的法依兹•胡赛因(Faiz al-Ghusayn)—他们都在操练谢里夫的正规部队。劳伦斯骑着骆驼走了数天,终于抵达费塞尔在哈姆拉的营地。但是,他发现费塞尔灰心泄气,他的部队也萎靡不振。他们弹尽粮绝,资金也已枯竭。迄今为止,费塞尔部队收到的唯一增援力量就是埃及的炮兵连,但这些炮兵对“被派遣到沙漠深处打一场毫无必要又费时费力的战争感到深恶痛绝”。因此,劳伦斯得出结论称,外来士兵、和欧洲人一样,都不适合参加汉志战役。

当开罗官员问及他的意见时,劳伦斯反对派英国部队前往汉志。他警告称,英军派遣任何远征部队前往阿拉伯半岛,都会被视作对当地有殖民企图。“无论谢里夫批准与否,如果英军派往拉比格的部队强大到足以占据那里密集的树丛,并在当地安营扎寨,”他认为阿拉伯人“一定会得出结论称‘我们被骗了’,然后四散跑回他们的帐篷”。相反,劳伦斯建议向阿里与费塞尔提供他们所需的黄金,以使贝都因士兵能继续服役(“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一支部落民组成的部队留在战场长达5个月,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将英军的参与程度限制在提供空中支援与技术顾问上。英军指挥官觉得劳伦斯的这一观点—即阿拉伯人应自行发动阿拉伯起义—让英军非常省心,遂同意根据他的提议限制英军的参与程度。

当劳伦斯于12月初返回阿拉伯半岛时,局势已大大恶化,就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当初的建议是否正确。土耳其军发动了一场奇袭,打了阿拉伯人一个猝不及防。据劳伦斯述称,贝都因士兵“成了一群逃难的乌合之众,在夜里一路纵马朝延布狂奔”。通往延布的道路在土耳其纵队到达之前被打通,费塞尔率领5000名士兵补上了贝都因士兵散逃造成的缺口。虽然他成功拖住土耳其军,但依旧无法守住阵地。土耳其人切断了费塞尔部队与南部拉比格地区阿里部队之间的联系。这两支阿拉伯部队彼此失联后,就都不是奥斯曼军的对手。一旦土耳其人收复红海沿岸地区,从谢里夫侯赛因手上收复麦加就再无障碍。

费塞尔命其部队撤退到纳赫勒穆巴拉克(Nakhl Mubarak)的椰枣园之中。从该地骑骆驼去延布大约需6个小时,发布撤军命令时,劳伦斯也与费塞尔一道骑行骆驼。中途,费塞尔建议劳伦斯穿上阿拉伯服饰,这样阿拉伯士兵们便会将他视为“真正的领导者之一”,他也可以在营地里四处走动,不用担心他那套凌乱的英军制服在部落民当中“引起轰动”。费塞尔给劳伦斯穿上他一位阿姨送他的结婚盛装—当然他是想帮劳伦斯,但这身行头还是会让这位英国人在贝都因人之中引起轰动。费塞尔还给了他一把李—恩菲尔德步枪,正是几个月前杰在大马士革赠他的那把加里波利战利品。劳伦斯当即就在枪托上烙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及日期:“T. E. L.,4-12-16”。随后,他离开费塞尔,骑行返回延布向上司求救。

回到延布后,劳伦斯拍电给驻红海的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警示称延布“危在旦夕”。威廉•博伊尔上尉承诺24小时内动员英军舰船离港。博伊尔雷厉风行,他组成了一支由5艘战船组成的强大船队,以保卫延布。不过,这些战船基本称不上是战列舰—据博伊尔述称,他自己的乘坐的“狐狸”号“几乎是海军上校指挥过的最慢最旧的战船”—但它们所装的火炮火力比土耳其野战炮兵要猛得多。

当英军在延布集结船只之际,土耳其人又一次进攻费塞尔部队得手。奥斯曼军的3个步兵营带着野战炮南下至纳赫勒穆巴拉克,贝都因士兵见势四下逃窜。埃及炮兵用英军为哈希姆部队提供的劣质大炮—据劳伦斯猜测,“英军觉得这些老旧破烂给阿拉伯野人足够了”—对敌展开了积极炮击。由于没有瞄准器,没有测距仪,也没有烈性炸药,阿拉伯炮兵只能靠大炮制造的噪音来唬住敌军。不过,奥斯曼军还真被巨响给镇住了,这给撤退的阿拉伯人不少勇气。最终,费塞尔以较低的死伤率从纳赫勒穆巴拉克成功撤军。他们撤回延布,将高地悉数还给奥斯曼军。劳伦斯回忆称:“我们的战争似乎已经进入尾声。”

延布的大街小巷里满是忙于修筑工事的阿拉伯士兵,他们在为最后一搏积极地做着准备。守军们用泥土筑起防御墙,以延缓奥斯曼军的推进,不过鲜有人指望这些土木工事能抵御敌军坚决的进攻。唯一真正能阻挠奥斯曼军攻占延布的是皇家海军。战船气势恢宏,船上的每门火炮都直指岸边,探照灯那冷森森的光束在夜晚的平原上交错纵横,仿佛在向进攻者发出警告。

12月11日,奥斯曼军抵达延布郊外。此时他们已是精疲力竭。虽然曾连番击败费塞尔部队,但在环境恶劣的阿拉伯高地上连续作战数周还是让他们付出代价。奥斯曼军因疾病折损不少战斗力,用作交通工具的牲口也因劳累过度和食不果腹变得虚弱不堪。地形恶劣,贝都因部落还不时扰乱奥斯曼军后方,切断他们的补给线。他们本可以继续追击阿拉伯人,但苦于无力对抗皇家海军。他们距麦地那基地几百公里之遥,倘若在延布遭受重大伤亡,便根本没有后方支援,只得被迫投降。“所以他们折返了,”劳伦斯记录道,“我相信土耳其人在那一晚输掉了战争。”

奥斯曼军很快被迫从延布折返。英军飞机持续轰炸土耳其人在纳赫勒穆巴拉克的营地,为避免更大伤亡,他们开始将部队向麦地那附近撤离。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的部队虽不足以围攻麦地那,但却足以阻止敌军从城中调离。直到战争结束,法赫里帕夏一直滞留在麦地那。

哈希姆家族成员并未让部队直接进攻驻麦地那的奥斯曼守军,而是选择开展运动战。谢里夫部队指挥官与英法两国顾问通力合作,计划沿红海沿岸北上,占据港城沃季赫。此举既有皇家海军为阿拉伯部队从红海提供补给,又能为攻击汉志铁路提供助力,从而切断麦地那守军不堪一击的补给线。常规办法行不通的时候,使用游击部战术或可收得奇效。

看到奥斯曼军撤退,哈希姆家族成员夺得汉志的控制权,英国战争策划者如释重负。土耳其人未能取得这次至关重要的胜利,他们本可以凭借这场胜利,夺回奥斯曼帝国对麦加及汉志其他重镇的控制权,进而维持圣战的势头。英国不会派兵进入汉志,当地局势已经稳定,这对奥斯曼军来说本是额外的好消息。不但印度的问题得到缓解,而且英军在1916年底根本已无多余的部队可供调配。他们于7月1日对索姆河的德军阵地发动了一场大型战役,一天之内死伤高达惊人的5.8万人,创下英军自一战以来单日伤亡之最。像凡尔登战役一样,索姆河战役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损耗战,数月以来迟迟未见分晓。截至1916年11月中旬,英军已死伤42万人,法军折损19.4万人,而德军在索姆河一役中的伤亡人数据估算更是高达46.5万至65万人。在西线遭受如此重创后,英军已不愿再调派其欧洲士兵前往中东战场作战。

虽然不会调遣本国军队赶赴汉志支援谢里夫侯赛因,但英国人很乐意为阿拉伯盟友提供物质援助。到1916年底,英国政府已向谢里夫侯赛因提供将近100万磅的黄金。与此同时,他们还提供一批飞机,由英国飞行员驾驶,负责监视敌军。同时也保证德军提供给奥斯曼军的飞机远离贝都因人,以防畏惧空袭的贝都因人受到惊吓。此外,英国与法国还共同派出所能齐集的全部正规部队,另辅以一小批欧洲军官,为炸毁铁路等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笼罩在哈希姆家族上方的阴霾一经驱散,英法两国的战争策划者便开始把阿拉伯起义视作一战中一桩有利可图之事。早在1916年7月,英国战争委员会就已根据哈希姆家族成员在汉志的早期战绩,为其驻埃及的部队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委员会指示驻埃及的英军总指挥,穆雷将军,在跨西奈半岛北部的一片地区建立英军的控制区,范围从地中海的阿里什直至红海东部的小港亚喀巴。英国战争策划者声称,这些举措将“对叙利亚与汉志之间的通讯构成威胁,从而鼓励叙利亚阿拉伯人起事”,以支持阿拉伯起义。由此,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起义与英军在巴勒斯坦发动的战役连接在了一起,这种致命关联,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覆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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