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让我们谈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我们能预测第五次报告肯定能达成成果吗？您认为相比于第四次评估报告它将有什么新意？
斯特内尔：我想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而目前为止薄弱的方面是经济评估。我希望能努力深化大家对能源价格的认识。如果不对价格作出调整，人们将继续能源消费，而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节能措施，节能产业，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不征能源税，产业的节能措施将导致能源出现更低的价格均衡。所以，我们必须使能源贵起来。
日报：有一些人认为，IPCC的科学家过多地卷入了政治辩论中。能源税的辩论也是一种公共政策辩论。您对此如何看待？
斯特内尔：我想科学家负有道德责任。气候变化问题很大，而政治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我们已经谈论气候问题一二十年了，但是温室效应仍在加剧，而这些讨论并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科学家认为这是政治体系的失败。我认为科学家有道德责任来改变这一状态。就好比邻家的大人在打小孩，这时候没有警察，那么你就有道德责任去管。
斯特内尔：对，所以道德责任就是我们直接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做我们能够做的，去告知公众事情的真相。许多政治家也希望我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只能去做大家都支持的事情。也就是说，政治家只有在大家都支持能源税的时候才会开始征税。中国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但一样的是，如果政治家做了不受欢迎的事情，就会招来麻烦。
日报：科学家被认为应该保持中立客观。但是，针对您上述的回答，如何看待这种科学客观性？
斯特内尔：是该客观，但是如你所看到的，如果我中立且客观，我就同样成了“打”地球的人了。如果有“警察”在管，我会回到办公室做我的科学研究。但是现在“警察”不在，所以我的道德责任要求我作出回应。我有义务保证我的立场中立客观，而且我的研究仍然是客观的，但是我也有义务去寻找有效的沟通方式。我要告诉我的上司、政治家、媒体和普通大众，告诉他们我的结论，希望让大众和政治家了解。
斯特内尔：我想坎昆会议不会有太多惊喜发生。我同样认为对哥本哈根的过高期望是不现实的。进展总是缓慢的，成果是有限的。谈判成功可能也并不如预想的那样美好，我们总是会有所取舍和折中。最大的问题以及最重要的障碍就是确定“谁来埋单”。陈晓晨 许钊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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