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第二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
我今天的演讲是冷战核心问题这个循环主题中的一个部分。冷战的主题有很多面向：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法律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就最后一项来说，核战略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在丰富而又几乎不可忽视的文献当中，所有这些面向都以形形的方式得到了处理。这里面也有西班牙杰出作家们的贡献。我特别要提到尊敬的同事伊里巴内（Frage Iribarne）发表在《政治学杂志》、《特雷列斯纪念文集》（1958）和《拉坎布拉纪念文集》（1960）上的若干作品。我在试图描绘当今世界局势的时候参考了它们，获益良多。
我们正处在一个险峻和变化剧烈的紧要关头。不幸的是，这在今天，在1962年的春天，并不意味着我们接近了世界和平和终极秩序；人们甚至很可能都无法给冷战设想一个结局，那无非又是一段新的夹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悲惨过渡状态而已。
在思考的进一步展开中，我们自然必须谈及联合国——这个揽下保卫和平与世界秩序之任务的全球组织。但我们心里清楚，联合国无非是现存秩序、很遗憾同时也是现存之无秩序的反映。联合国什么都不建构。如我们所见，除了亦步亦趋于冷战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次变迁，它什么都做不到。没有人会否认，联合国的方法和程序性路径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采用规范主义或者跟诉讼相类似的商谈是无法化解真正的问题和客观现象的。
有三种新现象迫使观察者去审视当今世界形势中真正客观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它们新就新在其令人始料不及。像今天表现出来的那样，在1945年，也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们仍隐而不彰。我所指的，就是反殖民主义、对空间的征服、不发达地区借助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
就这三种现象本身而言，它们被彼此分开考察，是完全异质的东西；乍看来，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排列顺序大概也显得很随意，首先是反殖民主义，之后是空间问题，排第三位的是不发达者的工业发展。
在演讲的第二部分，我将详细论说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因为我在这里把它视为一种新世界秩序的中心议题，十分急迫。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可以用“大地法”（Nomos der Erde）这个表达来指称它，以便把它在术语上跟那些不那么根本的论题区分开来。“大地法”的表达有特定含义，它把注意力引向一项新的土地占有之具体事实，引向随之而来的对大地的分割、分配与瓜分。人们在此必须考虑到，对地球新的占有和分配的壮观进程在其具体的现实中将造成空间结构的实质变迁，也包括造成空间概念的改变。我们冀望利用“法”（Nomos）这个术语，让新世界秩序问题的空间视角能够凸显出来。
请诸位原谅以上对语词“Nomos”的术语学提示。若要提醒大家注意“世界秩序”这一课题的空间视角，我认为这实属必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观察就不至于终止在抽象的套话或规范性的拟制当中了。正如前面所言，我还将返回到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这个主题，返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大地法中的主要问题。
反殖民主义关注的通常完全可以视为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千真万确。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宣传鼓动，更具体而言是反欧洲的宣传鼓动。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历史，就是一段宣传—运动的历史，不幸的是，甫一开始它就无外乎一股欧洲内部的运动风潮。
最先出现的是法国和英国的反西班牙宣传，也就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所谓黑色传奇（leyendanegra）；这种宣传在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化启蒙时期有所增多，让自己化身成了普遍性的东西。最终，整个欧洲被贴上世界侵略者的标签，并被送上被告席，在联合国顾问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观念当中也正是如此。欧洲列强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巨大海外殖民帝国是如何伴随着这种欧洲人创造出来的反欧宣传诅咒大合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仅数年内就崩溃了的，对我们来说仍有现实意义。
出于这个缘故，人们有必要从反欧洲的意识形态迷雾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并牢记：所有能称之为国际法的东西，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欧洲国际法。最重要的是记住，现存国际法的全部经典概念都来自特定的欧洲国际法，即欧洲公法（iuspublicumEuropaeum）。特别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的概念以及两组根本性概念区分的时候：首先是战争与和平的区分，这意味着对冷战中相当典型的中间状态的预防；其次是敌人与罪犯在概念上的分离，它意味着预防对反对者的歧视和入罪化，而这对于革命战争来说尤为典型。革命战争在本质上是和冷战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战争。反欧宣传的发言人之一、印度政治家梅农（Krishna Menon）在侵入葡萄牙的果阿飞地之后宣布：“国际法直到今天都是欧洲的；让我们来创造非欧洲的另一种国际法。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我们可以带着某种好奇而对战争与和平的观念怀有期待，它将创造这一新的国际法。”
然而，正是因为这一反欧洲姿态，我们不可以忘记反殖民主义的空间视角。欧洲以外的族群进行征服、土地占有和似乎并不会招致反殖民主义的憎恨。北美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尽了很大努力，试图阐明何谓苏维埃式帝国主义观念。类似的尝试揭示出，今天全欧处于防御状态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于是，反殖民主义与空间有关的特质就跃入眼帘。
在思考这种现象的意识形态特质时，不容我们无视其中的空间维度。国际法经典思想中尚且留存下来的东西起源于纯粹的欧洲中心空间秩序。而反殖民主义是伴随着此空间秩序毁灭的一种现象。它独一无二，仅向后看，指向过去；颠覆当前既有格局是它要实现的目标。除了道德预设和欧洲国族的入罪化，它没有创造关于新秩序的任何观念。它基本上为一种空间观念所确定，哪怕只是消极的，因为它不据有以积极的方式去促成开启新空间秩序的能力。此外，这个空间将以别的令人吃惊的崭新视角呈现出来：作为工业发展援助的空间。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谈到。也正是因为反殖民主义的消极的和破坏性的倾向，着重强调它的空间视角对我来说就饶有趣味了。
另外还有一个普遍现象突然引人瞩目地跃上了前台，新型的宇宙空间登场了，它有着明显的空间维度。空间的问题，看起来甚至是这里要处理的唯一事情。现如今当人们说，我们的时代是空间的世纪，以及当人们带着一份坚定或激情到处谈论“空间”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宇宙空间及其征服。无可度量的新空间敞开自己，并将以林林总总的方式被占有和划分，如同每一个人类活动当中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一样。近来我们刚刚谈论到一种大地法；而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在无限扩张，以至于思考宇宙法也都显得顺理成章了。与占有和划分宇宙空间的大手笔相比，以前有过的所有历史经验——不管是占有陆地还是占有海洋，甚至是征服大气层——对我们来说都显得渺小和微不足道了。
刚刚谈过那种奇特的反殖民主义现象，我们下面要面对的是它的反现象（Anti-Phänomen）。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人世间，留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然而，对宇宙的征服把我们置入到广袤无边的新空间，甚至让我们摆脱了地心引力，更有甚者，这种征服大约都不需要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反殖民主义不是别的，它正是对欧洲民族历史过往代价的清算。与之相反，对宇宙空间的占领面向纯粹的未来，并且把直到今天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表象都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前奏。尽管如此，遗忘或者轻视空间视角的重要性仍然可能是草率的，在这个视角下，两个反现象相互冲突；在宇宙空间大争夺和东西方大规模对抗的当代竞赛中，两个反现象也相互冲突。美苏之间的事务首先以及基本上关乎对我们地球的统治，关乎对我们的星球进行政治支配，以宇宙的眼光来看的话，这就显得渺小了。
但是，谁只要统治了地球，谁才能统治那新的宇宙空间，而新的技术工具将令其成为可能。反过来说：强权在占有宇宙空间时踏出的每一步和获得的每一个进展，都是向统治地球迈进的那一步。围绕卫星和宇航员编排出来的梦幻般的宣传有着极为具体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去影响地球上的居民，而不是月球或火星上可能的居民。对平流层或者宇宙的统治将会收到在地球上实施的战争战略的回馈。在此处，战争也是总体的。但不论是冷战还是热战，它都仍是一场地球人跟同一个地球上的其他人之间决死的战争。
因此，我们不得不注意附随于反殖民主义和宇宙征服这两个现象的空间视角。它们都与冷战的前线和命数交织在一起。直到历史进入当下，反殖民主义被东方利用来反西方，新的宇宙空间也变成了东西方激烈对抗的舞台。所有这些可能都没什么好惊讶的，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冷战，它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关于人类当前存在状态的不言自明的事实。
然而正因为如此，不把我们的目光从冷战之当前样式的具体独特性上面移开，不把关于冷战的疑问和问题限缩到普遍和抽象的观念上去，恰恰是有必要的。这里存在着向抽象一般化转变的分外危险。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时期都有战争与和平的过渡状态，在讨论当前形势下的道德和法律时，它们被当作平行或相似的事情而被提出来。由此常常产生一种关于道德省察和法学省察的印象，甚至有应当产生一个清晰定义的印象，尽管一种触及当前冷战中的具体性和危险性的方式实际上阻止人们这么做。自二战以来，现代冷战渐次沾染了一些具体的特质，为了能探究其不同阶段，我们必须对抽象一般化的危险保持足够警惕。
我们已经说过，在任何时期，都会碰到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过渡状态。简单来讲：自地球上存在战争与和平以来，就有一种所谓的混合状态（statusmixtus）。所以，把冷战看成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是可以及完全允许的。阿里亚斯（García Arias）发现，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冷战”这一术语就已经出现在曼努埃尔（Don Juan Manuel）的一部题为《秩序之书》（Libro de los Estados）的著作当中了。该书谈到冷战时说：“冷战给它的制造者既不能带来和平，也不能带来荣誉。”西塞罗的讲法广为人知，也时常被引用：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并无中庸之道[Interpacem et bellumnihil medium]。格劳秀斯在他的《战争与和平法》（1625）当中援用了这个表述，自此它变成了一句谚语。
上文中提到的两个例子已经向我们阐明了下述命题：战争与和平的结构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会有变化，而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过渡状态恰恰依附于这个结构。基督教中世纪封建领主之间的冷战、基督教帝国与帝国之间的冷战和西塞罗提到的冷战总归不太一样。在抨击安东尼（Mark Antonius）的第八个演说（Philippika）中，西塞罗把罗马共和国的一种状态纳入了视野——仔细考察的话，那毋宁是场内战。两次内战之间的混合状态自然与两场国际战争之间的过渡状态非常不同，后一种战争是由两个基础坚实和无从渗透的国家所进行的。格劳秀斯在1625年使用西塞罗的措辞时从结构上根本改变了它，并借此制造了一个信条。格劳秀斯已经站在了经典国际法式的国家间欧洲公法的开端，而欧洲公法的结构意味着，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更确切地说，是欧洲中心世界秩序内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套秩序在当时也是由它催生的。与之相反，内战则在一国之内展开。
不论是在国际法中，还是在宪法中，人们今天都频繁谈及所谓“经典概念”。它们常常被有意无意充当形构法律或道德观念的基础。它们被假定是有效的，尽管如此同时，它们也在遭受非难、在解体。就此而言，过渡状态也塑造了当前的世界。这是一种危险的状态，因为它是许多冲突的起因，也可能让人误用传统上拥有权威的话语和观念，特别是如战争、和平、中立性等话语和观念。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国际法至今尚存的“经典性”本质上是一种欧洲法权，正好侧身于战争与和平、参战者和中立国、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军事和民事的分离和严格区分之间，立足于所有这些精确区分之上，立足于最终在1907年海牙会议的规范中寻获自己经典表达的这些区分之上。
然而，为这一切国际法经典概念提供基础、并让真正中立性的观念成为可能的，是一种似乎自二战以来就已经被抛弃的根本区别：敌人和罪犯的区别。根据经典国际法，人们跟敌人作战，而不宣布他们为罪犯。恰恰相反，敌人被视为自主和同等的而受到尊重，因此人们在战胜他之后，可以跟他订立光荣的和平。直到如今，还能够被当作国际法史上的人道主义进步而受礼赞的一切东西，都建基于这个经典的区分。
今天我们很能理解，为什么法国外交官塔列朗1805年在一个非常有名的备忘录中，欣喜若狂和无比庄重地把这项区分当作人性的进步来庆祝。而今在总体战争、灭绝战争和游击队参加战争的时代，这项进步意识显而易见地失落了，野蛮的故态复萌好像几乎无法避免。根据列宁和的著名命题，只有革命战争才是正义战争，这是一场在敌对者的土地上以摧毁社会秩序为目的，根绝其统治阶级、对权力和财富执行重新分配，而不再顾及区分侵略和防御的战争。除了颠覆他国社会以外，革命战争并不把别的什么关切或指向当作自身的最终目标。所有其余的东西，包括区分战争与和平，对进行革命战争来说不过是战术或策略问题。为了赢得权力而视情况采取军事或非军事方法、使用合法或非法工具，亦属此类。这是革命战争根本性与决定性的首要原则。
在一篇很有名的关于战争之现代形态的文章中，估算了被他用作基础的战争工具与和平工具之间的数量质量关系，也即是说，热战和冷战的比例。他认为，只有当冷战已经利用和平工具为军事介入创造了成熟时机的情况下，方使用热战。唯有如此，才会出现红军，它才能占据全国。用数字核算出这两种战争方式之间的比例是10：1。换句话讲，革命战争是十分之九的冷战和只占十分之一的热战，即使这十分之一非常关键。当我们思考冷战的时候，这是一个必须注意到的比例。因为，只有敌意才构成每一场战争的实质，而它在十分之九的冷战中并不少于那其余的十分之一，不少于所谓的热战。
革命战争利用国际法的经典概念，就如同它利用宪法的、最后是民法的经典概念一样，仅只出于革命目的而把它们变成了战术战略目标的武器和手段，从而将之工具化了，这包括在一定意义上将其相对化和中立化。和法学客观性意义上的中立性截然不同，这是从内部对它的摧毁，而当法学家听到谈论相对化和中立化的时候，他乐意想的是前者。西方法学家今天也倾向于把经典概念相对化，特别是遵照在适用上成问题的各种单行规定来拆解战争概念。如此理解的话，就既会存在一场海牙会议意义上的战争，也存在另外一场非常不同的商法意义上的战争，例如现购自运条款（cash and carry），或者一场某些安全法条款意义上的战争，诸如此类。这是一个现实和实证的解决方案；倘若要在一场冷战当中适用各种法律的话，它是具有便利性的。但其危险在于，法学—实证论的相对化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得到的最终结果和革命相对化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一致，但后者理解的追求意图跟前者截然不同。世界秩序的中心问题一直是政治性的，注意力一旦走上迷途，便不再关注它，一种中间状态就被合法化，其合法性不需要花多大力气就可以为革命战争所用。
如此一来，为了恰当地说清世界局势，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观念的疑难之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过渡状态跟过去几个世纪中所谓的混合状态有天壤之别，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在过渡状态中发动的革命战争和相对的、局部的战争也迥然不同。现在，一个新的中间状态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已被触发了。日内瓦国联的集体安全机制和阻止侵略战争的尝试业已摧毁了经典的战争概念，同时也摧毁了法学—国际中立性的经典概念。这套集体安全机制既不是有利于和平的部署，亦非遏制战争的保证。1935年被吸收进国联的苏联为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而使用国联的机构和程序，大力介入关于裁军、谴责战争和定义侵略者的讨论，并提出最为激进的建议。这些做法之所以不被禁止，是由于苏联进行的革命战争只有十分之一是军事斗争，此外也是因为，跟遭到强烈义愤谴责的经典国际法上的战争相比，革命战争展开于另外一个层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确切地说是在1939年4月26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议院宣布引入征兵制，并说到：“我们没有战争，但我们同样也不怎么拥有和平，这千真万确。”在二战期间，中立性观念受到法学讨论的垂青。虽然它用新的区分把自己碎片化，一步步把自己愈加相对化，让自己消散，却从未彻底地偏离其基准点：法学—国际中立性的经典观念。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过渡现象，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Nicht-Kriegführung）和非战争措施（measuresshortof war）的实践。美国即以半中立或四分之一中立照此行事，直到在希特勒1941年宣战之后才公然介入战争。但是，当全部、一半或四分之一中立性一直都存在的时候，同样也将有全部、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战争。这是一条通向过渡状态的道路，是通向不再容许区分和平何时终结、战争何时开始之状态的道路。罗斯福和斯大林结成的友谊与共同对抗希特勒的战斗掩盖了批判性的洞察，斯大林方面当时对美国奉行的就是介于和平跟战争之间的暧昧态度，这构成了革命战争战略的一部分。
于是，现代冷战的第一阶段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一元性阶段，因为它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世界的政治统一体在当时，也就是1943年，基本上是存在的。若想最终实现普遍和平与建立新世界秩序，只需要克服一些像希特勒德国这样的障碍就行了。自1942年起，美苏同盟变成了整个全球性政治构造系统的根基，在许多不那么批判性的观念市场上，这种政治构造直到今天仍据有一席之地。特别要提到的是联合国——这个普世和平的崭新机构就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人疑窦重重的友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一阶段基本上不过是前奏。在1947年，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后，冷战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一元性的，即便它只是在虚幻统一体的意义上如此，但为了与其有所区别，我们讲冷战现在进入了一个强调二元或者两级的结构当中。对一场由世界友谊的某个主角针对第三方势力而发动的战争来说，另一个主角是否中立，哪怕是局部的中立，已经不再休戚相关。更准确地说，两个世界强权彼此产生了紧张的敌意，它们迄今为止仍相互孤立，但又共同构成了联合国全球体制中并立的坚强柱石。世界统一体的幻觉破灭了。斯大林彻底改变了革命战争的策略。1947年，他的发言人日丹诺夫宣布“两个阵营”纲领，这意味着在分割全世界时，美苏将奉行敌友标准；在这两个阵营之间，一种货真价实的中立性已不再可能。
此时此刻，同一个世界（Oneworld）和世界国家的观念溜走了。它们已不再被当作是与一元性早期阶段相伴相生的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但舍此以外，它们不再据有更多实质。同一个世界观念留下来的剩余物无外乎老套的进步主义乌托邦和技术主义幻象。而世界统一体与其说是个控制论问题，莫如说是个政治问题，它包含着一个严肃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任务：克服人类与诸民族之间的敌对性，克服诸阶级、文化、种族和宗教之间的敌对性。[6]在二元性阶段，两大强权只能容忍其他国家一定程度上的中立，除非两者停止敌对并改变成另外一种状态，否则在二元论的标志下，对立双方的敌视关系就容不下中立，甚至容不下局部的中立。如此看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第一个月对希特勒信守的局部中立，和今天冷战二元性阶段两个敌对阵营夹缝里面的所谓中立是不同的。作为临界现象或无甚意义的例外，二元论准许微弱程度的不结盟。但是如果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基于其数目和重要性而构成一股独立政治势力，并表现为第三条战线时，冷战就将进入它的第三阶段。
我们现在大概正在经历这个时刻，即世界的二元—两极体系将被多元—多级结构替代。因此，这个时机也尤其值得分析。事情很显然，作为全球性组织的联合国正在经历一种转变，这就是征兆，说明一个关键时刻即将来临。世界秩序的变革为形势变化所曝光，其激烈程度堪比十年以前。冷战的一元性短暂前奏之后，苏联一成不变的否决瘫痪了联合国安理会，二元性阶段因此走上前台。仅仅截至1957年2月，苏联就投了八十次反对票，而从那时起算到现在，这个数字至少已经是一百次。人们必须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的初始角色应该是保卫和平的世界政治机关。但两大世界强权甚至把战火延烧到了这个赫赫有名的公共论坛上，以致它完全变成了冷战的道具。1953年，美国认为不得不推动一项动议以改变议事流程：用联大取代安全理事会，它将以三分之二多数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决定。追问这一修改是否合乎《联合国》的原初品质没有太大意义；实情是，借助从安理会到联大这一过渡方式，联合国运行相当良好，而苏联实际上也容忍了这套体制。
然而近年来，非洲和亚洲诞生了数量惊人的新国家，它们都将被无条件地接纳进联合国。反欧洲的反殖民主义取代了所有其他正当性或合法性论述的地位。新成员一旦拥入全体大会，联合国组织机构的特质就将随之改变。如今，三分之二的多数不再尽为美国掌控。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只消举出阿尔及利亚、刚果和果阿的名字就足以说明了。难以权衡的新局面产生了。北美的一位著名评论家哈什（Joseph G. Harsch），甚至曾建议冷战的两个对手不拘一格达成一致，最起码从所谓有色人种帝国主义招致的混乱威胁当中拯救残余的坚固性。
因此，跟在二元阶段之后的便是多元时期。不过若把它轻易看成二元论的扩展，而忽视其在空间结构上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甚至影响了空间观念本身，就将是错误的。目前，在地球上呈现出来的是这般图景：超过一百个国家宣称自己要独立自主。它们统统生存在两大世界霸权核均势的阴影之下。回避在两个世界阵营之间选边站的有十余个。这些国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有能力逃避大空间化的趋势，除非它甘愿在政治上显得无足轻重。技术的发展仍未导向地球和人类的政治统一，而为数众多的单个国家的国界及其国内市场却已好像过于促狭。从延续至今的乌托邦式世界统一体到突破早期空间维度的这段时期，便是大空间成型凸显之时。
我们今天直面的空间多元论，实际上是大空间的多元论。不过，“大空间”指称的是一些必须跟旧式的空间严格区分开来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对后者的扩展。当我们思考空间时，一开始想到的是诸多二维空间。从国际法上来看国家的话，它首先是一片有边界的领土，民族的立法、政府和司法运作于其间。的确，传统的经典战争、战役观念就把我们圈定在这种平面思想中。我们想象的战争是发生在一块战场上的一连串会战，在那里将决出胜负。把战争理解为戏剧，这是巴洛克式的思想。相反我们必须记得，当前的革命战争在可见的意义上只是十分之一的战争，它的更多剧情并不发生在彼此相仿的领土或开放战场上，而是在冷战的多维空间中上演。其结果是可以从中推出广为传播的大陆板块（Kontinentalblock）学说，它的特质首先启发我们联想到语词“空间”和“大空间”：一块界定清晰的平面区域，而不是多极化的四面透风的混合物。英格兰、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欧洲列强海外帝国崩溃的观感仍然包裹着我们欧洲人。英联邦甚至都不能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而维持下去了。从先例中可以推知，我们无法避谈联合的、巨大的、大陆的、不可渗透的板块的存在。
问题的核心还全然不明朗，因为新空间秩序此时尚处在开端成型期。诚然，东方板块的国家似乎追随着强大的大陆凝聚力。但即便这里也存在着连续性的断裂。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经常被举出来的例子：为了着手和远得多的中国取得直接联系，它脱离了苏维埃的防卫圈。不过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感兴趣的大空间的特性，还是让我们暂且留在西方吧。作为最大的军事经济强权以及首个核力量，美国为我们澄清了大空间的现代多元主义。美国的例子业已向世人展示，跟既往的那个以相对适度的面积而著称的空间结构相比，今日的美国是有反差的。与之相仿，在空间结构变化的视角下，我们还将在地球上小一些和中等一些的国家那里经历更多的惊奇。
美国首先是个经典国际法意义上的受限空间，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它有自己确定的领土边界，每个孩子都能在地图册上根据彩色标记把它找出来。人们也可以在上面添加著名的三海里界限（Drei-Meilen-Zone）或者海岸长度等其他更多内容。基于海底而存在的权利主张强调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尺度，我们现在还无法深入讨论这一问题。但有一桩事实和我们的主题甚是切合：美国借助推行门罗主义，圈定了一片更广阔的地理区域——西半球。
二战期间，美国的地理边界曾在特殊情况下被充分讨论过，比如在太平洋的边界问题上，或者在格陵兰事务上。但是，隶属于美国现实政治空间的不光有它的领土——即在国家权能的范围内开展立法、统治、行政和司法适用活动的地方，同样也不仅有门罗主义起作用的势力范围；除此以外还有大西洋防务共同体，即拥有包括美洲和美洲以外共十五个成员国的北约，而美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在联合国的全球空间中，美国同样地位显赫。因为联合国安理会自身在热爱和平的特性上尚且争执不休，所以北约的防卫区域就不是《联合国》第52条规定的“区域”（Region）；而以承认自卫权的《联合国》第51条为基础，北约的防卫范围就构成了联合国全球空间的一部分。还有，对于从美国才是核力量、北约却不是这么个事实当中产生出的空间来说，更好的做法莫如别去谈论它。
这四种密度和渗透性都非常不同的空间——国家领土、门罗主义的西半球、北约的防卫范围和联合国的全球空间——所有这些空间，我重复一遍，人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某种表面。但实际上，它们是源于人类能量和活动的非常有磁性的力量场域。在这里还能引申出其他空间：真正受美国影响的空间和门罗主义的空间并不一致；然后是北美内部和外部市场经济力所能及的空间；美元影响的空间以及文化扩张、语言和道德名望的空间。我不希望在这里没完没了地涉足关于空间问题的讨论，已经跑题了那么多，我请求你们谅解。但是，把目光投向不同空间不可胜数的彼此干扰和重叠，明了我们在目前来说格外属意的一类空间的典型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将决定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命运：这就是工业发展的空间，以及根据发达和后发而对地球上的区域及人民的分割。工业发展援助的问题接踵而至，发达者应把自己的财富拿出来投给不发达者，向它们靠拢。
讲座开始时，我使用了“Nomos”这个词作为地球的具体划分及分配的特有命名。此刻若您在这个意义上就术语“Nomos”向我发问，什么是今天的大地法，我可以明确告诉您：它是基于工业发达与否而对地球的划分，以及它所直接引发的后续问题。这种分配是地球今天真正的宪法。它的伟大始创文件便是1949年1月20日宣布的杜鲁门主义的第四条，该计划明确规定了这些分配，并以全部庄严宣布全球的工业发展是美国的意图和目的。这份文献的根本意义并不出乎意料，人们一直以来也都在谈论它。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讲法迅速被更温和的不结盟国家（uncommittednations）所代替。但仅就在最近几年，这种现象以更大的规模和程度化身为一种觉悟，人们承认它是新世界秩序的出发点；不宁唯是，在西方世界的某些地方，发展援助的话题正由一种烦琐礼仪被拔高为时尚，并被当作应付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方便之钥。
在工业发展援助的视角下，当前的世界图景充满了矛盾。美国和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仅给它们的盟国和政治友好，甚至也给反殖民主义空间里的中立者提供发展援助，在那里投放巨量的资本和工作机会。苏联享有不用任何外援而实现自身工业发展的口碑，却用巨大的牺牲和对本国居民消费史无前例的压缩来支援中国建立工业，不仅如此，甚至在支援非国家和中立国时，它亦未缺席。对这种中立性的新类型来说，往昔被殖民过的空间好像成了预设的环境。或许在这里能找到某种解释：反殖民主义是美国和苏联共同的意识形态。可是，这里仍存在极为深刻的对立。一方面，新空间表现为一种纯粹商业性质竞争的非政治场景，从而有利于人类工业进步；与此同时，新空间还表现为敌意和冷战的特别激烈邪恶的战场。
就这样，我们用一张既有公共工业设施、也有私人工业设施的绵密之网把地球罩起来了；这是一张把敌对双方联结在一起的网。为了彻底洞察这个复合体的全部神秘，一个财政、经济和世界贸易领域的最佳知情人士大概是不可或缺的，而要用法学的精确性来表述从大洋中产生的全部关系，一位极其渊博的国际私法和公法专家应该也是必需的。对我们的主题重要的是，一个决定性的观念，比如中立性的观念，已经把它的内容和意义彻底颠覆了。举例来说，印度这个反欧洲的反殖民主义最激进的冠军，可以同时利用俄国、英国和德国来发展自己的工业。我想无需再举别的例子了。实质上，尽管东西方在对抗，把一切都包围在它们的阴霾之中，最终的、界定清晰的发展空间仍然不能确定下来。所有的东西都还在拟议当中，依然在路上。
欧洲经济共同体同样也并未拥有一个统一和规划良好的发展空间，尽管在今年年初，欧共体进入了其第二个、也是更集中的成长阶段。欧共体自己也有欠发达地区，可是却允许它的成员为遥远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提供工业发展援助。很多专业人士预言，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政治统一体。但问题是，欧洲能否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提供均质援助的担纲者；换句话说，不论对内还是对外，一个政治上团结的欧洲是否将拥有一个同质和统一的投资与生产政策，否则的话，援引中立性的成员国就可以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了。
伴随着这个问题，我的阐述也要结束了。它所表达的不过是次要的，而决定性的、压倒其他一切的，是如下问题：我们最后描述的冷战二元论和大空间多元论之间的矛盾将以何种方式消解？冷战的二元论会激化吗？或者会建立起一系列大空间，在世界上形成均势，一个稳定的和平秩序需要的先决条件就此产生？两者皆有可能。职是之故，我们在这里要给自由的政治决断、给历史责任留出余地。世界上的国族及其领袖必须对此做出决断。预测他们会拿什么决定出来，不是我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客观诊断当前局势，在可能范围内去阐明它。最后，请您允许我补充一点个人评论。
我把演讲的主要关切设定为工业发展的空间，谈论了这一发展的不可抗拒。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出于对工业主义感到振奋，或者对服务于它的科学方式盲目赞叹。这是大势所趋，是建立在对当今世界和今日新秩序之潜在起始点的理智洞察之上的。托克维尔谈论了现代民主的发展，而以同样的精神态度，我谈论了工业发展。更进一步看，乌纳穆诺（Unamuno）的话让我们感到震撼：“让他们去杜撰吧！”（sollen sie erfinden！）这位伟大悲剧哲学家的呼喊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精神杰出的标志。
我们不可对工业发展的客观必要性视而不见，但却必须提防如墨西哥人相信白人是神那样，去信任现代技术。工业和现代技术的全部世界无外乎人的手笔。新的、尚在形成中的大空间，将从人类规划和管理的维度找到自己的尺度，更精确地说，以如下事项为目标组织起来的人对人的规划和管理将成为它们的根据：用充分就业、稳定的货币和广泛的消费自由保障工业化地区普罗大众在生存上的合理安全。只有当新空间找到了契合任何需求的内在途径，新的大空间的彼此均势才会起作用。这样一来，人们将看到，不同的国族和人民据有必要的力量以在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去维系自身，并且忠诚于己，另一方面，国族和人民会失去自己的面孔，因为它们把人类的个体性献祭给了技术化地球的神祗。在这之后人们将观察到，新大空间的中心和内容不仅得之于技术，也得之于人类基于他们的宗教和种族、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以及基于他们国族遗产的生命活力而为人类发展共同努力的精神实质。
